【王安石】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97101025扶停雲

    韋政通第三十一章

一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思想溯源

(一)李覯

    胡適:「李覯是熙寧、元豐新法的哲學家,他的政治哲學是新法的學理的背景。」然王安石並非功利主義思想家,其一生雖都在追求事功之表現,但強調的是聖王事業、聖賢精神。

(二)孔孟

    韓愈從道統肯定了孟子地位,而能從學術內容和精神氣魄上與孟子相應的,在儒學復興初期,王安石乃第一人。學者賀自昭甚至將之看作陸、王的先河。

    王安石雖深服孟子,於人性論方面卻有不同見解;對於孔子雖稱道備至,卻傾向於孟子的「以師教君、以德抗位」,而非孔子的「以君為師、以德致位」。

(三)商鞅

    身為儒家,王安石雖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,但作為政治家,他顯然企圖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予以縫合,希望以理想主義的精神,實現功利主義的目的。詩云:「自古驅民在信誠,一言為重百金輕。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」說明商鞅雖不如伊尹、周公令人嚮往,於現實中仍為一足法之典型。

 

二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思想特徵

(一)用心於內

    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」,本末兼賅,體用合一,此本為孔子所立儒學之理想,到孟子,理想與現實才產生衝突。王安石之見解正好回應孔子之理念,主要是因為他有豐富的實踐經驗,而能成為結合理想與現實的基礎,重新把儒家傳統中「權時之變」的原理發掘出來。

(二)歷史進化觀

(三)絕對皇權論

    學者蕭公權認為,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政見上雖敵對,但都是絕對皇權論的提倡者,共同反應了宋代專制政體發展的情況。

 

三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變法的思想根據

李覯:「孔子之言滿天下,孔子之道未嘗行。」→王安石的成就與失敗

(一)心學

    心是萬善之源、文化之根,也是判別的依據,只要「求之於心而是」,天下人非之,亦不足懼。「天變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。

(二)新學(新學三經義: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字說》)

    新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,在破除漢以來「章句之文勝質,傳注之博溺心」的繁瑣學風,開有宋一代義理經學的先河。

    與變法直接相關者,乃《周禮》。王安石認為《周禮》乃成周之時「道在政事」的具體表現,故其運用「以所觀乎今,考所學於古」的新方法詮釋舊義,也就是以當前的問題、經驗,去重驗古制,使其能與當前的要求一致。

 

四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宇宙論

    王安石的宇宙論並未建成一完整之體系,混合了許多異質成分。有《老子》的道體論,《易傳》因相對而生的變化論,心論系統中的天人合一論,也有荀子的天生人成論,並以五行為基礎。

(一)道體論

1.道非物也,然謂之道,則有物矣,恍惚是也。……其道乃在天地之先。

    道非物(物質),因其在天地之先,形上的道體是無形的。老子「有物」混成,先天地生,此「物」非物質,乃指示「道」。

2.道者,萬物莫不由之者也。……道者天也,萬物之所自生,故為天下母。

    道乃生萬物者。

3.道有體有用。體者,元氣之不動;用者,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。蓋沖氣為元氣所生。

    老子以「有」、「無」言道之體用,王安石則以元氣、沖氣言之,採漢人氣化宇宙論詮釋老子;然二氣關係又不同於首度將氣分為二的《太平經》,而涵「有」生於「無」的聯想,衍生「靜為動之主」之說,而與君權絕對的無為而治論呼應。

(二)變化論

    有陰有陽,新故相除者,天也。

    萬事萬物皆有所對,因而產生無窮的變化。與老子機械式的宇宙論不同。

(三)五行論

1.五行也者,成變化而行鬼神,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,是故謂之行。

    天地萬物的無窮變化,由於五行往來於天地之間。

2.五行,天所以命萬物者也。

    五行是五種基本的物質元素,萬物皆由此出。

(四)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

1.溝通陰陽與五行

    王安石以「有耦」為萬物變化之所出,又以五行為成變化者,為把陰陽和五行溝通,故有「五行之為物」,「皆各有耦」之說,符合《春秋繁露》之思路:

    五行之為物,其時,其位,其材,其氣,其性,其形,其事,其情,其色,其聲,其臭,其味,皆各有耦,推而散之,無所不通。

2.人君法天

    天者,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,則質諸彼以驗此,固其宜也。

(五)心論系統的天人合一論

1.五事,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。

    與孟子引《詩經》:「天生蒸民,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。」同。

2.人道極,則至於天道矣。

    同於孟子「盡心→知性→知天」的天人合一論。

    人能充分實現人道,就能與天合一,乃儒家人本主義一貫之信念。如有經驗的認識論做中間結構,則可轉向荀子的「天生人成」論,而導致對天道的否定。

 

五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人性論

〈原性〉乃王安石人性論之總綱,傾向認同於孔孟。

(一)與孟子之分歧

A.孟子以「惻隱之心,人皆有之」,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。就所謂性者如其說,必也怨毒忿戾之心,人皆無之,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。而人果皆無之乎?孟子以惻隱之心言性者以其在內也。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,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者,有不同乎?

  1. 孟子:人性本善,因心之陷溺而生惡。
  2. 王安石:善和惡乃心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。

→缺點:未能理解孟子的性是純善,不會發出惡。

B.孟子之所謂性者,正性也。……夫人於此,莫不有羞惡之性。有人於此,羞善行之不修,惡善名之不立,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,則其為賢也孰禦哉!此得乎性之正義,而孟子之所謂性也。(雲案:韋政通之解釋有問題)

    王安石由此云「揚孟之道未嘗不同」。

    →缺點:把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混為一談。

(二)王安石的人性論

1.性不可以善惡言

    情生乎性,有情然後善惡形焉,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。此吾所以異於二子(孟荀)。

2.性情關係

    性、情一也。世有論者曰:「性善情惡。」是徒識性情之名,而不知性情之實也。喜怒哀樂好惡欲,未發於外而存於心,性也;喜怒哀樂好惡欲,發於外而見於形,情也。性者,情之本;情者,性之用。故吾曰:「性、情一也。」

 

(喜怒哀樂好惡欲)

善情

(喜怒哀樂好惡欲)

惡情

(喜怒哀樂好惡欲)

3.性者情之本,情者性之用,故性情是一。

4.性無善無惡,善惡由情而生,情有善惡。情而善,仁;情不善,不仁。

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?喜怒愛惡慾而善,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,義也;喜怒愛惡慾而不善,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,不義也;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。然則善惡者,情之成名也而已矣。

*雲案:

    1)性、情就狀態論,是一。是喜怒哀樂愛惡欲存於心或發於外之狀態。

    2)情乃喜怒哀樂愛惡欲發之於外,因動機不同而有善情、惡情,可以表現出善惡的形態,推出「情有善惡」一句,而非情為發出善惡之媒介;應該說,情就是善惡本身(評價式的善惡)。

    3)從〈原性〉到〈性論〉,王安石有完全肯定孟子性善論的趨向。

(三)對韋政通書的質疑

    韋政通認為王安石的「性情關係說」有兩個論點:

  1. 性善情亦善,所以說性情是一
  2. 性無善惡,而情有善惡

    雲案:此二論點看似衝突,但王安石論性情是一,應是就「喜怒哀樂愛惡欲」本身而言,「性」和「情」是其存在的「狀態」,並不改變其本質,故不應從性善情亦善去逆推證得性情是一。喜怒哀樂愛惡欲存於心中而為性,此時尚無善惡可言;發之於外而為情,則有善惡之分;但無論存於心或發於外,喜怒哀樂愛惡欲都是同一個東西,所以說性情是一。

    有論謂既有「惡情」,又說性情是一,豈非代表有「惡性」?此處之「情」與性情是一的「情」有層次上的區別;後者是喜怒哀樂愛惡欲發之於外的「狀態」,而前者是該「狀態」的價值論述。

    又如韋政通所言,王安石的「性」前後論述不一致,所以在孟子性善論和揚雄性善惡混論中進行探討(〈原性〉肯定揚雄,〈性論〉肯定孟子),其實主要問題只是沒有辨明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差異;但在性情是一的觀點中,「性」和「情」主要是被作為一種「狀態」討論,才產生性無善惡和情有善惡之說。

 

 

※問題與討論:

  1. 王安石宇宙論以氣化為基;自元氣、冲氣便開啟「皆各有耦」,並與五行結合成為氣化的規律,歸結於「天生人成」,何以韋政通說:「王安石的宇宙論,並沒有建成一完整的體系」?
    討論結果:王安石宇宙論乃是將不同體系、脈絡的宇宙論中可以牽合的部分結合在一起;事實上他僅利用了各學說的皮而非骨,因為他雖牽合了儒家與道家前賢的宇宙論,但是在最基本的本體認定上兩家便大相逕庭。雖然其宇宙論看似結構完整,但實際上是各家學說某一部份的結合,在體系與思想脈絡上並沒有實實在在地統一。是故韋先生認為其宇宙論並沒有建成一個完整的體系,主要在於王安石沒有先建立自己的立場再採擷諸說,導致其說看似結構完整,實際上卻無法用特定一種思想脈絡貫串整個結構;無法用特定一種立場、脈絡貫串的結構,便不能說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。
  2. 〈性情〉:「性者,情之本;情者,性之用。故吾曰:性、情一也。」韋政通據何以定調「性善情亦善」,而言其性論有不一致處?
    討論結果:韋先生認為王安石在性、情關係上有兩個論點,一是「性善情亦善,所以說性情是一」,二是「性無善惡,而情有善惡」。韋先生所整理的第二個論點沒有問題,問題在第一點。王安石〈性情〉在題目所引的內容之上尚有以下內容:「喜怒哀樂好惡欲,未發於外而存於心,性也;喜怒哀樂好惡欲,發於外而見於行,情也。」所以性、情指的是喜怒哀樂好惡欲存於心與發於外這兩種狀態,但本質都是喜怒哀樂好惡欲,故曰「性、情一也」。韋先生也有引用上引內容,但不知為何忽略,又為了解釋「性、情一也」強加「性善情亦善」的預設,所以我們只好反對韋先生第一點的說法了。
  3. 王安石諸人性論文皆可合於「性只是一形上的或形式之體,而情則為性之用」、「性不可以善惡言」之說,何以韋政通說他不求前後一致?
    討論結果:韋先生所言蓋如上題所討論者,此不贅述。韋先生另外提出一點,王安石在〈原性〉中說:「夫太極者,五行之所由生,而五行非太極也。性者,五常之太極也,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。」在〈性論〉中卻說:「性者,五常之謂也。」看似矛盾,但若以五常比之喜怒哀樂好惡欲便可體會。五常的顯現在形下的層次,若以形上、形下之別而言,則五常不可以謂之性;但是性又是五常之未發,五常雖有已發顯現在形下的層次、未發(性)之別,但都是五常,所以說「性者,五常之謂也」。如此看來,韋先生另外提出的這一點也不構成王安石人性論前後不一致的證據。
  4. 王安石在〈揚孟〉一文定義孟子性善為「正性」、「得乎性之正義」,其論述意在敘述性之善需善行彰顯,何以韋政通言其將後天混入先天?
    討論結果:主因應是韋先生並沒有對王安石的想法抱持正確的理解。如題,王安石對孟子「性善說」的理解是:人性善惡混,性之善端須要靠善行來彰顯;至於性的存在,乃屬於先天,與後天無涉。韋先生以文中「羞善行之不修、惡善名之不立,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」作為證明王安石認為孟子所言的人性之存在乃依靠後天的證據;但是最明顯可反駁之處在於:若非先天存在的「羞惡之性」這項性之善端有所作用,人又怎麼會有「羞善行之不修、惡善名之不立」的抉擇過程呢?是故我們反對王安石在理解孟子人性論時「將後天混入先天」的說法。
  5. 韓愈既以氣論性,何以韋政通認為王安石說他「混才與性」是完全正確的?
    討論結果:在今天,一般以氣質論才。韓愈以氣質論性,可以說他的性論帶有今天一般對才的認識。但是討論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須站在其立場與思想脈絡;既然韓愈以氣質論性,我們不該抱持今天多數人對性與才的界定來批評韓愈「混才與性」。王安石與韋先生都沒有對韓愈性論抱持同情的理解,同時我們認為他們「混才與性」的批評並不恰當。
  6. 試論韋政通《中國思想史》下冊頁1024倒數第四行「轉向荀子的天生人成論,而導致對天道的否定」一語之商榷。
    討論結果:有待商榷的癥結在「天道」一詞。韋先生往往以「否定天道」理解荀子「天生人成」;但實際上就算是荀子所理解的自然天,也有其「道」可言。《詩經》說過:「天生烝民,有物有則」,雖然荀子「天道」不如孟學一系所言之「天道」充滿義理性質,但是天生萬物仍有其道,「天生人成」更是人本主義更為明顯的發揚。韋先生雖然對荀子學說有相當的理解,但仍不自覺地以孟學一系的立場看荀子學說,此處可見一斑。

 

※讀書會心得

自南宋建立900餘年以來,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總是起起伏伏,爭議不斷。近代以前,無論官方或是知識界,都把他看做「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」的異端,把他的改革視作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。近代以降隨著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,老大帝國千年榮耀變成不值一錢的陳詞濫調,王安石又被渴望變革,呼籲變革的人們捧到了天上,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藍圖的大人物。

以政治的角度而言,列寧曾高度評價王安石是「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」,近百年來國人對王安石的毀譽其實也只是反映了近代中國的「社會氣候」,而並非還原了歷史本來面目。王安石的變法和中國歷史上所有變法一樣,從未逃脫「黃宗羲定律」的輪回:歷代稅賦改革,每改革一次,稅就加重一次,而且一次比一次重。如果說王安石變法有什麼值得今人借鑒的,那麼無疑應該是警惕政府打著抑制兼併的旗號來「自為兼併」。

以文學的角度而言,王安石無疑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。其古文地位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詩約有1500多首,以寫景、詠史最具獨創;晚年閒適之作深婉從容,自成一家。詞僅存29闋,作品雖不多,但能一掃五代綺麗之風,足與周邦彥、辛棄疾等人相頡頏。

以思想的角度而言,經由本次讀書會之研讀,才知道原來王安石不僅在性格和政壇上屢遭非議,連其思想都屢屢遭到誤解,甚至連我們據以討論的文本(韋政通《中國思想史》)都有許多值得再詳細探討之處。王安石身為一個改革先鋒和當代碩儒,其思想必定隨著年紀而愈益豐富、去蕪存菁,故而綜觀生平著作,不免前後有所矛盾。本次讀書會不落入主觀喜好或考古版本之求索,而僅爬梳其思想脈絡,意圖解釋文本中遭誤解或相衝突之論點,並於最終得到相對滿意的答案,收穫頗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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