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的事功思想家──陳亮

 

一、未留下專門性著作,僅存《龍川文集》三十卷。主要的思想,

    見於三個部分:〈中興五論〉、〈上孝宗皇帝四書〉以及與朱熹

    論辯時的信件。(韋,頁1260)

 

二、和葉適(字正則,號水心)志同道合,思想上也有相近之處,

    陳亮為永康學派代表,葉適則為永嘉學派代表。南宋學者韓

    《澗泉日記》記載:「陳亮,字同父,婺州人。有才氣筆力,

    有議論遠略,念世疾邪。葉適與之為至交。當今天下文章:陳

    亮、葉適。」陳亮比葉適大六七歲,曾自稱與他「義同弟昆」。(周,頁30-31)

 

三、思想性格與背景概述

(一)不論南宋或清初,重視事功的思想家,在一定程度上都與理學家對立,水心(葉適)

      至與整個的孔子傳統為敵。這絕不能以為是由於時代環境的刺激,而出於意氣之言,這

      種現象實反映著儒學傳統中的一個大問題,這個問題的核心,是要求如何解決外王問題

      ,理學家們,不管對心對性的了解有何不同,他們對外王問題比較忽視,是一無可爭辯

      的事實。先秦儒家當然是重視外王的,孔、孟、荀都是行動又兼思想型的人物,對社會

      政治問題都有高度的熱情,但在理論上所表現出來的,是內聖與外王一貫的思想,外王

      必須以內聖為基礎,因此,所謂外王,就是聖德的功化,這是道德理想主義的看法,不

      但在現實中無法落實,孔、孟、荀在這方面的努力也是失敗的(韋,頁1211)

(二)北宋儒學復興時期,經世致用的思想抬頭,李覯復活了荀子的精神,王安石則企圖在現

      實政治中展現儒者的抱負,變法失敗,使北宋經世致用的思想遭受重挫,二程、朱子遂

      轉向內聖方面求發展,而以佛教為對手,亦不免為其所侷限。當朱子的理學日益擴大其

      影響力之際,於是引起永康、永嘉兩地學者的立異與批評,同甫與水心,是其中具有代

      表性的思想家。中國傳統中的外王問題,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問題,由上而下的政

      治體制不變,這問題就不能解決(韋,頁1211) 

 

四、對理學的批評

(一)廢實離事:批評當時學者「以徐行緩語為用,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,一藝一能,皆

      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」,以至於「為士者恥言文章行誼能日盡心知性,居官者恥

      言政事書判而日學道愛人,相蒙相欺,以盡廢天下之實,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」。陳

      亮欣賞的是「以氣自豪」、「遇事風生」的人物,也就是帶有英雄氣概、能顯現生命風姿

      的人物,朱熹卻視此種人物為「粗豪」,表現出陳亮和理學家之間的一項歧異。再者,

      陳亮批評理學家認為一藝一能不足以通聖人之道,也是後來顏元批評理學的一個重要論

      點,他比陳亮更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以矯正理學家的「偏見」:「只各專一事,終身

      不改,便是聖人。(韋,頁1213,顏元該句話出自頁1417。陳亮的原文出自他的〈送

      吳允成運幹序〉)

(二)獨斷以人師自命:「二十年之間,道德性命之說一興,迭相唱和,不知其所從來。後生

      小子讀書為成句讀,執筆未免手顫者,已能拾其遺說,高自譽道,非議前輩,以微不足

      學矣。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乘之,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,以天下事無所不能。能麾其後

      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,使惟己之向,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,頑然以人師自命。

      (韋,頁1213,原文出自陳亮的〈送王仲德序〉)

(三)其他批評還有「以醇儒自律者開廓不去」、「理學家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」(韋1214-1215),

     就前者言,他認為只是當一個謹守道德的「醇儒」是不夠的,真正的「儒」應該是以「成

     人」為目標,是「才德雙行,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」(〈又甲辰秋書〉)(田,頁105)。

(四)和朱熹「理一分殊」的不同詮釋:朱熹的理是脫離具體事物,高高在上的精神本體,萬

      物享有這個理,萬物各得此理之全,而不是各得其一部分(案:朱熹以「月映萬川」為

      喻,就像每條川水都能反映出一樣的月亮)。朱熹的理一分殊並不是講總的理與部分的

      理的關係。所以說:「人人有一太極,物物有一太極。陳亮的理是不脫離具體事物的

      ,具體的物從它們的種屬分類的關係說,有部分的理,有總的理,「理一」是天地萬

      物的理之整體,「分殊」是這個整體中每一個事物的功能,整體的理必須是各部分功能

      的總合,也就是說,全體只能是各部分組成的全體(案:試比較陳亮的「理一分殊」和

      東晉裴頠「總混群本,宗極之道也」的〈崇有論〉)。(任,頁277)

(五)反對形上的「道」、「理」:「夫道之在天下,何物非」(〈與應仲實〉)、「夫不為堯存,

      不為桀亡者,非謂其舍人而為也。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,則舍人可以為,而釋

      氏之言不誣矣。」(〈與朱元晦秘書〉)、「夫淵源正大之,不於事物而達之,則孔孟之

      學,真迂闊矣。」(〈勉強行道大有功〉)。(任,頁276)

【回應】朱熹對陳亮的「勸勉」:「老兄人物奇偉英特,恐不但今日所未見,向來得失短長,正自不須更挂齒牙,向人分說。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,進取一步。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,省得氣力,為漢唐分疏,即更脫灑磊落耳」(朱熹〈答陳同甫書〉)

 

五、事功主義:以實用或實效的觀念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,可從陳亮的好友陳傅良概括的話看

    出特色:「到成處便是有德,到濟處便是有理。」(〈致陳同甫書〉)這一點明顯影

    響了清代的顏李學派(以顏元、李塨師徒二人為首的學派),他在〈上孝宗皇帝第一書〉

    中說:「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,安坐而能者,不足恃也;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,安坐而盈

    者,不足恃也。」認為能實踐事功的唯有「英雄」,所擁有的特質是「堂堂之陣,正正之

    旗,風雨雲當,交發而並至,龍蛇虎豹,變見而出沒,推倒一世之智勇,開拓萬古之心胸

    (〈甲辰答朱元晦書〉)。

 

六、與朱熹的「義利王霸」之辯(公元1182─1193年的通信與會面)

(一)對此論辯的評價和說解:

1韋政通:「這個爭論,基本上是英雄主義和道德主義的一次對決。歷史上的所謂英雄,往往

   是因為他具有較為特殊的生命氣質,能推倒,能開拓,這種人物有強烈的權力慾,道德意

   識通常都相當薄弱。由道德標準看英雄,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。由英雄主義者看道德,其

   不相及的情形也相差不多。所以這種論辯,注定是各說各話,儘管爾來我往,卻越說越遠。」

   (頁1217)

2任繼愈主編《中國哲學史》:「從陳亮與朱熹的理論鬥爭可以看到,陳亮比較重視行為的社

   會效果,朱熹則特別強調行為的動機。更進一步來看,陳亮認為任何抽象的政治理論或道

   德原則,都必須在實際效果中檢查其虛實真偽。這種功利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道不離物的哲

   學觀點。朱熹的歷史觀以抽象的理作為標準和目的,在歷史現象中區別天理和人欲,這種

   歷史觀只是他理本體論思想的直接運用。因此他們的動機與效果的論戰,反映了哲學上兩

   條思維路線的鬥爭。」(頁284)

3田浩:「陳亮以他的歷史研究功利道德觀,從兩方面攻擊朱熹的絕對價值觀。在一方面,

   陳亮的歷史研究是建立在歷史主義的基礎上的,認為時代不同,價值標準也相對隨著時間

   和場合的變化而不同。……其實陳亮的觀點很謹慎,他注意到古代聖王與後代君王間的程

   度差異,而且也很警覺結果與道德的關係;陳亮的著作也顯示他嚴厲批判許多現實狀況。

   他始終堅持政府官員必須努力達到儒家的道德標準,但否定這些標準不受歷史變遷和實際

   情況影響;此外,他要為漢唐明主尋求道德的支援,將他們樹立為處理實際政治社會問題

   的榜樣。」(《朱熹的思維世界》,頁198)

(二)王霸義利之辯的觀點和策略:

1、陳亮

(1)否定王霸二分:合王霸為一體,使功利關懷成為王道概念的一部分,朱熹曾概括他的學

     說為「義利雙行,王霸並用」,陳亮認為這種說法並沒有完全掌握他的要點,由於孟、

     荀對王、霸的專斷區分,使二程和後學進一步將這兩個概念兩極化,達到天理和人欲嚴

     格二分的程度。陳亮運用綜合的方式,使肯定德性的同時強調結果的重要性。以往的儒

     學由於偏重道德基礎,使其他學者走向追求富強的法家,「以濟儒道之所不及」,和儒

     家自身對「道」的分化密不可分,事實上,如果一個君王能使人民滿足物質需要,他就

     實現了儒家的王道理想(思考:孔、孟、荀難道沒有「滿足人民物質需要」這樣的思想

     嗎?)(田,頁114、117、118-119)。

(2)樹立歷史中的新楷模:以漢高祖、唐太宗為模範,視他們為「英雄」,如此的英雄之道

     以「王」為基礎,且建功立業的動機也不是「霸」,按照他的觀點,所有功積都是現實

     世界中人心的創造,不存在抽象的評價領域。陳亮把王霸合而為一,反對其二分的觀點,

     然後將唐太宗歸為王──不是霸或王霸混雜。從本質上看,朱熹將王、霸或義、利當作

     並列概念,而陳亮只把它們看作一個,因此他反對「義利雙行,王霸並用」的說法,而

     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場:「如亮之說,卻是直上直下,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。」(案:

     在朱熹看來,漢唐開國君王雖然完成了國泰民安的功績,卻沒有完善的個人道德與修為,

     只是智慧能力高於同時代的人,而其他人又不明白道德能夠作為憑藉的道理,且這些君

     王所做的一切也未必出於公心,只是恰好造成了「小康」的政治局面,從動機來看,他

     們只不過是「霸」。陳亮則認為「王」本身就具有「霸」所能產生的後果和效益,卻被

     後世儒者給窄化:認為注重道德就是王道,著重事功就是霸道,涇渭分明)(田,頁117-118)

(3)消解夏商周三代的道德權威:為了將漢唐拉拔為歷史典範,陳亮不得不反對儒學所給與

     三代(夏、商、周)的特殊地位,按照一般儒家的傳統信念,三代是一種象徵,在那個

     黃金時代,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得以成功實現。如果陳亮能剷除這一信念的話,他就可以

     用後來君王的英雄事蹟構建更多的功利象徵,這些象徵將為其關注社會與政治效果提供

     倫理支持。他認為,《詩經》和《尚書》的記載確實潔淨,但這不過是三代的「正大本

     子」,在編訂時經過了孔子的「洗淨」,三代才被賦予了較高的特殊地位。(田,頁120)

2、朱熹

(1)明確王與霸的分野:如同區分天理、人欲的思想性格一般,朱熹對待王、霸的概念也是

     如此,曾說:「天理人欲之分,則有毫釐必計、絲髮不差者」(案:朱熹很不安於概念

     間的模糊與曖昧,這種思想性格可以從他「心、性、情」三分當中窺見一班)。他認為,

     霸者必須恃其兵甲之強,財富之多,以欺騙人民,強迫他們服從。王者則不同,雖然人

     民也服從他,王卻無意於服人(案:也就是「服人」並非主要目的,而是「道德」帶來

     的附加價值)。

(2)固守三代的典範性朱熹並沒有回應陳亮認為孔子「洗淨」三代史實這樣的挑戰性論述

    而固守三代的理想性與合法性,攻擊陳亮想從漢唐歷史中重尋典範的做法,他批評漢唐學

    者拋卻了三代的完美標準,假定標準與時代相關,便容易滿足於豪傑所做出的豐功偉業,

    迷迷糊糊地追逐低層次的理想,彷彿不完全欺民就是「倫」,不完全罔世就是「制」。(田,

    頁123),他甚至質疑唐太宗:「恐其無一念不出於人欲。」(〈與陳同甫〉)

(3)重申道德動機的首要:他認為最終利益如果沒有個人道德,終究是得不到的。他相信利

     是義的結果,但利不應當成為一個人追求的方向:「義未嘗不利,但不可先說道利,不

     可先有求利之心。」若以利為首要目標,心就會陷入迷途。被陳亮十分推崇的管仲,在

     朱熹看來只是做到了「仁之功用」,卻缺乏成仁的主觀動機(「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」),

     正因為管仲缺乏高尚的動機,才導致功業無法在他死後繼續維持。(田,頁126-128)

 

 

七、參考書目

 

田浩《功利主義儒家:陳亮對朱熹的挑戰》(南京:江蘇人民出版社,2012年1月一刷)

田浩《朱熹的思維世界》(南京:江蘇人民出版社,2011年4月一刷)

任繼愈《中國哲學史》卷三(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0年6月一刷)

周夢江、陳凡男《葉適研究》(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年10月一刷)

韋政通《中國思想史》下冊(臺北: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2005年9月15日四刷)

 

八、和辛棄疾相和之詞

 

辛棄疾﹝賀新郎﹞
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,留十日,與之同游鵝湖,且會朱晦庵於紫溪,不至,飄然東歸。既別之明日,余意中殊戀戀,複欲追路。至鷺鷀(ㄗ)林,則雪深泥滑,不得前矣。獨飲方村,悵然久之,頗恨挽留之不遂。夜半,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,聞鄰笛悲甚,為賦賀新郎以見意。又五日,同父書來索詞。心所同然者如此,可發千里一笑。)

把酒長亭說,看淵明、風流酷似,臥龍諸葛。何處飛來林間鵲,蹙踏松梢殘雪。
要破帽、多添華發。剩水殘山無態度,被疏梅、料理成風月。兩三雁,也蕭瑟。

佳人重約還輕別。悵清江、天寒不渡,水深冰合。路斷車輪生四角,此地行人銷骨。
問誰使、君來愁絕。鑄就而今相思錯,料當初、費盡人間鐵。長夜笛,莫吹裂。


陳亮﹝賀新郎﹞〈辛幼安和見懷韻〉

老去憑誰說。看幾番、神奇臭腐,夏裘冬葛。父老長安今餘幾,後死無仇可雪。
猶未燥、當時生髮。二十五弦多少恨,算世間、那有平分月。胡婦弄,漢宮瑟。

樹猶如此堪重別。只使君、從來與我,話頭多合。行矣置之無足問,誰換妍皮癡骨。
但莫使、伯牙弦絕。九轉丹砂牢拾取,管精金、只是尋常。龍共虎,應聲裂。

 

※問題與討論記錄

1.陳亮認為王霸是一,那他怎麼定義這個概念?又怎麼解釋當初二者為何分立?

Ans:如書摘中第六項所提到的,陳亮的王霸觀念與解釋如下:

(1)否定王霸二分:合王霸為一體,使功利關懷成為王道概念的一部分,朱熹曾概括他的學

     說為「義利雙行,王霸並用」,陳亮認為這種說法並沒有完全掌握他的要點,由於孟、

     荀對王、霸的專斷區分,使二程和後學進一步將這兩個概念兩極化,達到天理和人欲嚴

     格二分的程度。陳亮運用綜合的方式,使肯定德性的同時強調結果的重要性。以往的儒

     學由於偏重道德基礎,使其他學者走向追求富強的法家,「以濟儒道之所不及」,和儒

     家自身對「道」的分化密不可分,事實上,如果一個君王能使人民滿足物質需要,他就

     實現了儒家的王道理想(思考:孔、孟、荀難道沒有「滿足人民物質需要」這樣的思想

     嗎?)(田,頁114、117、118-119)。

(2)樹立歷史中的新楷模:以漢高祖、唐太宗為模範,視他們為「英雄」,如此的英雄之道

     以「王」為基礎,且建功立業的動機也不是「霸」,按照他的觀點,所有功積都是現實

     世界中人心的創造,不存在抽象的評價領域。陳亮把王霸合而為一,反對其二分的觀點,

     然後將唐太宗歸為王──不是霸或王霸混雜。從本質上看,朱熹將王、霸或義、利當作

     並列概念,而陳亮只把它們看作一個,因此他反對「義利雙行,王霸並用」的說法,而

     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場:「如亮之說,卻是直上直下,只有一個頭顱做得成耳。」(案:

     在朱熹看來,漢唐開國君王雖然完成了國泰民安的功績,卻沒有完善的個人道德與修為,

     只是智慧能力高於同時代的人,而其他人又不明白道德能夠作為憑藉的道理,且這些君

     王所做的一切也未必出於公心,只是恰好造成了「小康」的政治局面,從動機來看,他

     們只不過是「霸」。陳亮則認為「王」本身就具有「霸」所能產生的後果和效益,卻被

     後世儒者給窄化:認為注重道德就是王道,著重事功就是霸道,涇渭分明)(田,頁117-118)

(3)消解夏商周三代的道德權威:為了將漢唐拉拔為歷史典範,陳亮不得不反對儒學所給與

     三代(夏、商、周)的特殊地位,按照一般儒家的傳統信念,三代是一種象徵,在那個

     黃金時代,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得以成功實現。如果陳亮能剷除這一信念的話,他就可以

     用後來君王的英雄事蹟構建更多的功利象徵,這些象徵將為其關注社會與政治效果提供

     倫理支持。他認為,《詩經》和《尚書》的記載確實潔淨,但這不過是三代的「正大本

     子」,在編訂時經過了孔子的「洗淨」,三代才被賦予了較高的特殊地位。(田,頁120)

 

2.若可以站在比較客觀的角度來看,我們該如何定位陳亮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?

Ans:陳亮的討論,反映著儒學傳統中的一個大問題,即如何解決外王問題,所謂外王,就是聖德的功化,這是道德理想主義的看法,不但在現實中無法落實,孔、孟、荀在這方面的努力也是失敗的。中國傳統中的外王問題,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問題,由上而下的政治體制不變,這問題就不能解決。理學家們,不管對心對性的了解有何不同,他們對外王問題比較忽視,是一無可爭辯的事實。因此陳亮除了對心學家的批判外,也開出了所謂「事功主義」,即以實用或實效的觀念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,這一點明顯影響了清代的顏李學派(以顏元、李塨師徒二人為首的學派)。因此我們認為,如果排除現代思想主流的「當代新儒家」一派,屏除完全以心本論的角度來討論,其實陳亮的思想在思想史上還是有一定意義和脈絡存在的。

※讀書會心得

陳亮在思想史教科書當中並不被重視,頂多作為朱熹「王霸義利」之辯的陪襯角色,最令我意外的是,對許多思想家都能採「同情理解」的韋政通,居然也對陳亮頗有微詞。事實上,陳亮的思想當中仍有許多可貴的寶藏,比如認為「王道」可以達成「霸道」所產生的之功效(如安邦定國、使百姓臣服等等),而根本不需要「王霸並用」,後世的儒者卻硬要將「義」、「利」二分,以為著重「義」就是王道,著重「利」就是霸道,久而久之,只求道德動機的完美崇高,忽略了政策所產生的實際效益,對於國家和百姓都產生損害,這或許也是為何儒者總是在「外王」上失敗,或被批評迂腐和不切實際的緣故。

另外一項重要的思想是他的「理一分殊」說,和朱熹的「理一分殊」十分不同,朱熹的說法是每個「分殊」的各體上都能見到一個完整的天理(理一),在此詮釋之下,每個人都具有成為道德完人的潛能,這明顯是為了個人心性涵養舖墊的學說;陳亮則不然,他認為這世界上所有的「分殊」(個體)加總起來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天理(理一),如此一來,則沒有任何生命個體能夠自外於這個世界,他必須要和其他個體相互依存、協助,形成一個完整的網絡,使所有個體都能在這個網絡中各安其位,填補先天的不足,此種詮釋充分展現出重視現實社會的精神,而和朱熹追求個人精神境界的涵養大異其趣。陳亮這樣的思想實則和東晉時代裴頠的〈崇有論〉性格十分神似,可裴頠同樣在以往的學術詮釋中被視為郭象的配角,殊為可惜。若要發掘、深究古人的思想價值,就應該要將「裴頠 / 郭象」、「陳亮 / 朱熹」視為兩大思想的對話才是,而不是以郭象的脈絡去打擊裴頠,或以朱熹的性格去檢討陳亮,這很明顯都不能真正地貼近思想家本身。

陳亮和朱熹的辯論,一個重視道德的動機,一個重視仁政所帶來的實際效益。我們都該思考:倘若政治真的能顧及道德,又怎麼會一再引發學派間對於「王霸義利」的激烈辯論呢?如果政治不能兼顧道德,那儒家的在先秦就有的「仁政」、「外王」思想豈不是成了無稽之談?在儒家思想仍迴盪在文化社會當中的現代,這樣的爭執是很值得深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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