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大學讀書及學習行動小組

【992-4】中國思想史學習技巧實驗小組7

壹、心得

佛學進入了中國化的階段，此次研讀範圍是法藏，即三大教派中的華嚴宗思想，特色是用龐大的理論體系形容佛的境界。在研讀時，個人遇到瓶頸，就是無法融入其中的思考脈絡，被繁瑣的理論困住。佛教從之前的派系一路下來，到此宗突然變成傾向於知性推理的方向，不厭其煩的闡述佛的一切境界，但或許由於將其當作哲學思考看待，而沒有親身的修佛體驗，所以對於其闡述的「境」難以理解。在討論時，即使用比喻或想像，還是陷入了語言文字的陷阱裡，感到有些沮喪。但正因其理論複雜，所以在研讀時須把握大重點，並且和之前的天台宗以及進入中國前的佛教三大派系做比較，以了解其承接關係與異同，加上參照其他學者的說法，平時多思考、累積深度，或許能漸入佳境。

貳、討論記錄

一、韋本p.825:「法藏的思想與唯識宗思想是對立的，但仍有承襲之處。」請舉例說明之。

答：就對立之處而言，其一，唯識宗的緣起觀屬於「阿賴耶緣起」，法藏的華嚴宗思想則為「法界緣起」，依吳汝鈞之說，前者是從現實層面說緣起，並不同於後者講述緣起觀時具有「價值意義」存在。所謂「法界」，是「從真理角度所觀得的世界」，可以明顯發現這確實不同於唯識宗從「阿賴耶識」說緣起，因為我們並不能說阿賴耶識就是「真理」，吳汝鈞先生確實也表示：「法界緣起的境界是很主觀的。」其二，唯識宗須透過一「正聞薰習」的過程來「轉識成智」，為華嚴宗之所無，且依唯識宗的「種性」觀念(跟印度婆羅門教的種「姓」制度不同)，以為眾生當中有些具有「成佛」的因子，有些則否，若此，則顯然不同於華嚴宗所揭示的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了(按：佛性，是中國佛教不同於印度佛教的三大特色之一，故為中國佛教代表的天台宗及禪宗亦然。此外，三大特色另外兩者為「實踐方式」和「用的觀念」，參考吳汝鈞《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》第一章)。其三，正統唯識宗思想中的阿賴耶識是本身就是虛妄的，需要倚靠後天的「轉依」(即轉識成智)，而華嚴宗肯定了一普遍及內在的「佛性」，此一佛性即是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」(吳汝鈞，書名同上，p.7)，故一為妄心，一為真心，迥然有別。(至於「承襲部分」仍未探討精確，暫不列)

二、韋本p.842:「法藏的法界緣起，不是業力輪迴、阿賴耶識、真如心......」前面又言

「真如緣起:......起信論就真如而言二義，一為不變義，二為隨緣義，而為法藏所承藉

。」該如何解釋？

答：法藏所承襲者為隨緣義。所謂「不變義」，應是指真如心(如來藏)的「清淨不變之自性」；而所謂「隨緣義」乃是能隨緣起一切染淨之法。依華嚴宗的「相即相入」的理路，法界緣起中的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獨一無二的價值，它們都是獨立自足，無須倚仗他物而成就，則可見其所揭示之「真如心」(如來藏)，主要是偏重於隨緣義而說的。若偏重「不變義」，則無異於「真如心緣起」。(討論過後，此處的語句應稍作更改，將「而為法藏所承藉」改為「而後者為法藏所承藉」)

三、就「法界」一詞而言，法藏說是「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」(該書p.841)，龔雋說是「含攝理事的圓滿佛界整體」(馮達文主編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上冊p.364)，吳汝鈞說是「從真理的角度所觀得的世界」(《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》p.103)，楊惠南認為法指的是事物之種類，故法界就是「全宇宙」的意思(《佛教思想發展史論》p.232)，試討論以上幾種說法。

答：先論法藏說法，此處「本體」並非指西方「本體論」之本體(超越於個體前的存有，具有價值意義)，而應指「以具體事物的本身為體」，這很像是裴頠的「總混群本，宗極之道也」，劉又銘先生將其理解為「理在物中」，而不將「群本」視為由先驗之「道」所派生的價值，簡言之，法藏的「本體」其實就是對法界內容的整體表述，而彼此並無先後之關係，故法藏言法界「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，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」，這些就是眾生本體所構成的。再論龔雋，「理」指空的道理，「事」是就現象界而言，正扣合了法藏所說的「身」與「心」，而「整體」亦同於法藏所說的「一切......之本體也」。再論吳汝鈞，則專注於「真理」角度立說，乃因其著重華嚴宗從價值意義說緣起(第一題有探討到)的特色，但並不違背法藏之說法。最終論楊惠南說法，其所闡釋的「法」並無錯，然法除了具有形下「物之種」的意義外，還有抽象的、精神的意涵，依吳汝鈞，「法」實有「倫理價值義」和「存有論義」雙重意涵，因此楊惠南先生僅以形下界來說法界，恐只停留在法藏所說的「事法界」，而缺乏了「理法界」的層次，韋政通先生也說：「法界論......這種世界觀不是企圖對宇宙現象作客觀的分析」，用吳汝鈞的話說，法界觀並不屬於認識論。

四、韋政通《中國思想史》頁八三一：「就哲學而言，誠屬玄學巨構，玄談的登峰造極之作」、頁八五零：「玄學至此，蓋已無以復加」，蓋以法藏思想為玄學，試自此討論玄學之內涵及其與法藏思想之關係。

答：玄談專注於智性、形上之探討，則法藏思想完全契合此一特色，如四法界、十玄門、六相圓融，雖不脫現象界立說(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)，然多於形上界的精細探討與分門，故無怪乎韋政通言其「理論煩瑣」，並言：「這絕不是義理上真有此必要，主要還是由於作者理智分析與秩序感的偏好。」(《中國思想史》p.830)